诸位好，

XX所说，多有共鸣。

XX同我也在二月回国。这本来是我在研究需要驱使下的一场赌博。同XX的波折不同，我们“仅仅”经历了一次机票被取消，二月底抵达了上海，又恰恰在上海封城之前离开。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依然是经历了一场当代卡夫卡式的展览，光怪陆离，好似连格里高尔变成的那只甲虫都需要穿上白色的防护服。

离开上海后，我们先是在合肥遇到了说不清楚的“政策”，完全没有执行力的社区一定要我们继续接受名义上的居家隔离。等我一人抵达南京时，又需要接受3居家隔离+11健康监测的管理，总共要做9次核酸。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抵达南京上报不久后，发现我所在的市区又自行将三天居家隔离期间人员的健康码转成了黄码。根据要求，三天结束后我还需要到专门的地点进行核酸检测。试想，一旅客如果是黄码，她/他必然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这些地点，出住所后也可能被拒之门外。南京市本来没有这一政策，区一级人民政府制定制定具体的防疫规范细则本身就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我只能一个个部门打电话反映，从街道到社区到市长热线到市疾控中心，皮球也被从这踢到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区卫健委官员的回答，我在电话中平静地对她说，我没有办法能够在解除居家隔离后移动到专门的黄码检测点，她在电话那头不理解地说：“你不知道骑车过去吗？”那天南京正下着大雨，我一时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复她。

现在各个层级的主政者，并不理解什么是政治，也太理解什么是政治。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的理解，是一种绝对的拜物教式的：仿佛通过金融的运作和对企业再施以一些税费上的优惠，在人和物都不用流动的情况下，一切都能魔法般的流动起来。萧冬连在另一本《探路之役》中写道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官员，有这么一段：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不一定有更多的升迁机会，反而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如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官员，并不是有什么利益可以追求，而是出于对农民极度贫困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责任感。沈祖伦（时任绍兴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省省长）回忆说：当年改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闯劲，是因为‘看到农民的苦难’，‘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

反观组成这只巨兽的这些官员，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产和GDP的竞赛，他们对政治、社会、经济，甚至一个普通人的想象都已经同当时完全不一样，仿佛每个人都有着私家车，能够足不出户获得收入。去政治的政治再政治化，只能是空洞无物的疯人疯语，甚至是消灭言语的寂静。

XX说的最后一段，让我想起鹤见俊辅反思战前的日本共产党的“转向问题”：为何战前的左翼青年，会彻底抛弃自己的立场义无反顾地站到军国主义一边？而坚定地否定“转向”，何种程度上又是无效甚至危险的？事实上，身边已经有朋友在新冠流行期间经历了类似的转向。从一个支持性别平权、反对霸权的年轻人成为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我想鹤见俊辅提出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愈来愈日常的国家暴力，又不与之同流合污？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明白，可能也想不明白。但愿在日常和同朋友们的交流中能习得那么一点点。

祝好 博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