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行动者

一切都和2020年年初回国的感受是那么的相似。

落地后不久，中国内地的多个城市就发生了由奧米克戎（Omicron）引发的新冠大规模流行。两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在分级治疗基础上的新模式来支持开放，只是在武汉模式上不停地重复。但是病毒已经不同了：现在，奥密克戎毒株的R0已经达到了原始株的三倍以上。还没有回国时，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相关的冲击。中美间几乎断航了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航班也被熔断，而购买新机票付出了多一倍的价格。深圳和吉林早早开启了封城的模式，而上海始终在流调控制和分区域控制下反复，没有实现对新冠新增人数的控制。在吉林北京的直接干预下，上海还是走向了严格的封城模式。

认识的知识精英中不乏支持这种严格封闭模式的人。他们中不少在大学时接触了古典学，而且是列奥·施特劳斯式的古典学。对于他们来说，对待COVID-19的政策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在这种观点下，滑坡的谬误很快就出现了：科学和经验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任何常识的空间也被压缩。对待疫病本身体现的态度比相应的行动带来的次生的影响要重要万倍。

这让我想到了数十年前我与老师之间的一段对话。当时正在闲聊着伊拉克的劳工运动史，老师突然问我，“是不是觉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失败了？”我的回答自然是，伊拉克对于美国的而言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不但耗费了大量的财力，还使得战后的伊拉克愈发受到伊朗的影响。老师评论说：“以他的交流中获得的信息而言，但美国官员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他们解决了萨达姆政权，解决了当时他们认定的中东战略中的一个问题。后续伊朗填补了空缺，这个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他们认为，新的问题再去解决就好了。”

这几天又读到NYT记者Suskind在2004年记载的小布什幕僚对他说的一段话：

“’We’re an empire now, and when we act, we creat our own reality. Ans while you’re studying that reality - judiciously, as you will - we’ll act again, creating other new realities, which you can study too, and that’s how things will sort out. We’re history’s actors…and you, all of you, will be left to study what we do.’” (Suskind 2004.)

现在，我仿佛又在另一个不同的情境里见到了这种新保守主义行动者。哪怕丝毫不具备任何政治德性，他们都会站在阿尔西比亚德一边，嘲弄着被他们左右的人。